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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

更新日期:2017-05-03 | 点击: 次 | 一键收藏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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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点内容,了解和把握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阶段和研究现状有助于对该问题的深入探索和研究。

  一、农业转移人口的称谓演变

  农业转移人口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群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转移人口这个群体的称谓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从最初的“盲流”“打工仔、打工妹”到“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再到现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虽然各称谓的准确含义不完全相同,但各称谓的主体人群是基本一致的。“农民工”用得最多,也是官方曾经认可使用的称谓。“农民工”最早是由中国社科院张雨林教授提出,他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农民工”称谓,随后被大量引用。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把“农民工”概念写入中央政府具有行政法规作用的文件。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劳动保护,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合法权益。”“农民工”群体的称谓及其合法权益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认可[1]。但由于“农民工”称谓具有明显的身份歧视,而且不符合我国未来发展趋势的要求。十八大报告用“农业转移人口”代替“农民工”,反映了党中央对我国发展新趋势的深刻把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2014年推出的全国户籍制度改革更是中央政府关于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一部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称谓的转变,不但是为了消除明显的身份歧视,而且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明确的思路,更是为了彻底解决阻碍我国持续健康发展的城乡二元制度。为了表述的方便,本文将不同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称谓统一为农业转移人口。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界定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笔者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分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分别命名为“过程观”“结果观”和“综合观”。

  第一种观点是“过程观”,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城市市民的一个过程,以郑杭生、王桂新等人为代表。郑杭生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和社会身份的“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2]。王桂新等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迁居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社会环境中逐步向城市市民转变的过程[3]。

  第二种观点是“结果观”,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种结果,以赵立新、胡杰成等人为代表。赵立新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最终结果是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了身份的转变、地域的转换、产业的转移和思想观念的转化[4]。程建林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但包括身份、地位、权利的市民化,而且包括自身素质、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市民化[5]。胡杰成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首先是制度市民化,其次是经济市民化,最后是社会与文化市民化,形成城市的生活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6]。

  第三种观点是“综合观”,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仅是一个过程,还是一种结果,以刘传江、简新华等人为代表。刘传江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业转移人口克服各种障碍最终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过程和现象,最终表现为工作、社会身份、个体素质以及思想行为等层面的市民化,市民化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7]。简新华等在上述基础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生活质量的市民化这一内涵[8]。

  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阶段判断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所处的阶段,学术界观点不一,最具代表性的的观点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是“半城市化阶段”,以王春光为代表。王春光认为“半城市化”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完全取得市民资格的现实状况。“半城市化”包括三个层面:城市各个系统之间相互不衔接和不整合;不同城市人群在工作、生活层面之间的相互排斥;心理上的相互隔阂[9]。

  第二种观点是“虚城市化阶段”,以陈丰为代表。陈丰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虚城市化”是由于城市和农村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的不统一,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在市民化过程中改变农民身份,对流入地城市无法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成为游离于城市体系之外特殊群体的状况,无法形成真正的市民化[10]。

  第三种观点是“市民化的第二阶段”或“后市民化阶段”,以刘传江、钟水映为代表。刘传江认为我国市民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第二阶段是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向市民身份的变化,目前处于艰难转型的第二阶段[11]。钟水映、李魁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划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半市民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农民工);第二步是“后市民化”(农民工逐渐转变为城市市民),我国当前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处于“后市民化”阶段[12]。

  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测度研究

  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测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研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理论研究主要是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的原理。张延平、熊巍俊应用系统动力学,设计了测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理论模型,模型包括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城市人口容量和农业转移人口入城规模四个变量,从理论上解释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的原理[13]。卢国显认为文化差异、地位差异和空间隔离都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因素[14]。周密等从市民需求与市民供给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测度方法,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了样本地区的市民化程度[15]。   应用研究是对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学者根据理论研究,提出测度指标体系并应用实际数据进行验证。刘传江、程建林构建了一个测度市民化水平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外部制度因素(土地流转程度、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就业市场的统一、社会保障覆盖率)、群体因素(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个体因素(个人素质、收入水平、城市居住时间、自我认同)等三大类指标[16]。张斐建立了一个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3个一级指标,收入、住房、社会保障、职业声望、语言等8 个二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指标测度体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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