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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夏商周奴隶制法律思想的形成与演进

更新日期:2014-06-16 | 点击: 次 | 一键收藏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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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从“天命”、“天罚”到“以德配天”是中国奴隶制法律思想的形成与演进过程。特别是 “以德配天”思想的提出,不仅意味着神权思想的动摇,也从对立面的角度反映了劳动人民反抗力量的强大及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这种重新思考天人关系的新思维方式,使整个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有了新的起点,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形成与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论文关键词]夏商周;天命;天罚;以德配天 
 
  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8世纪西周灭亡,是中国的奴隶社会时期。这一时期法律思想刚刚产生,占主导地位的是神权法思想。夏、商、周三代,最迷信神权法的是殷商,但西周灭商的历史巨变动摇了天命、天罚观念,特别是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改造了夏商以来传统的神权法思想。这种重视人事的“礼治”,是对“人”的发现,反映了古代先民精神上最初的觉醒,标志着中国法文化精神及其思维方式的转折。这种转折比希腊人早了几个世纪,不过,希腊人的眼光是从自然转向人,结果是民主主义,中国人的眼光是从神转向人,归宿是民本主义。下面对三个王朝奴隶制法律思想的形成和转变做一个历史的梳理。 
 
  一、夏商时期“天命”、“天罚”思想 
 
  崇拜鬼神和上帝的宗教迷信,早在原始社会就已产生。但那时的宗教迷信只是一种自然宗教,并不具有阶级压迫的社会属性。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除上述自然压迫外又加上社会力量的压迫,而且这种压迫比自然压迫更为惨重,并成为宗教迷信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主要根源。而剥削阶级则极力扶植和利用宗教迷信,以此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精神支柱。 
  早在夏代,奴隶主贵族就已开始利用宗教迷信来维护其统治。《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论语·泰伯》也说:“夏禹致孝乎鬼神”。可见夏代的统治者已假借天命鬼神来进行统治。到了商代,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王权的加强,神权思想也有所发展。商朝的统治者以地上的最高统治者——商王为模式,编造了一个有人格、有意志,既能发号施令又能赏善罚恶的“上帝”。由于殷商奴隶主的统治保留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家长制传统,更重要的是为了紧紧地将“上帝”控制在自己手中,商人往往宣称“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先。如说:“有戎方将,帝立子生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这样一来,商王便成了“上帝”的嫡系子孙,因而也就从血缘上找到了作为“上帝”代理人的“合法”根据。这种祖先神与“上帝”的合二而一,一方面有利于巩固商族奴隶主内部的团结和取得本族自由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统治他族人民。 
  既然商王是秉承上帝旨意来进行统治的,为了取得上帝的旨意,就必须要有一种沟通人、神的渠道,这渠道即利用龟甲或兽骨来进行占卜。商王在处理事务时,事先都要向上帝鬼神卜问一番,然后根据卜兆的吉凶,便宜行事。而且为了垄断神权,首先必须垄断这种沟通人、神的占卜。因此,当时只有掌管宗教祭祀的专职史官和商王本人才有权进行占卜和决定卜兆的凶吉。由此可见,这种做法的实质只不过是使王的意志能够窃用神的意示来表现而已。在这种“受命于天”的神权政治下,商王的意志也就成了上帝的意志,服从王命等于服从神命,违抗王命就等于违抗神命。因此,商王便可假借神命来作威作福,把对奴隶和平民以及敌对部落的镇压说成是“天罚”。如夏启在讨伐有扈氏时宣称:“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成汤攻打夏桀时也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甲骨卜辞并有“贞:王闻不惟辟;贞:王闻惟辟”的记载。意思是,商王用刑或不用刑,都不是按个人主观意愿办事,而是取决于上帝或祖先的指示。 
  在“天罚”思想的掩盖下,殷商的刑罚向以野蛮、残酷著称。除法定的墨、劓、剕、官、大辟等五刑外,残暴的统治者,如纣王动不动就使用炮烙、剖腹、醢脯等法外极刑。商代还有所谓“劓殄”之刑,即斩尽杀绝,也就是后来一人有罪,全家被戮的族刑的开端。正如孟德斯鸠指出的:“在专制的国家里,宗教的影响比什么都大。它是恐怖之上再加恐怖。”但是,血腥的杀戮和神权的恫吓,都不可能使人民屈服。最终,商王朝还是在奴隶起义的打击下覆灭了。 
 
  二、西周“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 
 
  神权法思想在西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取代殷商的西周奴隶主贵族像殷商一样,在思想上仍然利用神权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他们也崇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不过在更多的场合下称之为“天”,从而为西周政权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然而,过去殷商统治者曾一再宣扬“帝立商”,可以永世长存。可是商朝的灭亡又怎样解释呢?严酷的事实迫使周公不得不另外寻求思想武器,于是提出了天命转移的“以德配天”说。 
  周公(?一约公元前1090年),姓姬名旦,其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故称周公。他是文王的第四个儿子,辅助武王灭商,武王死,以宰摄政,扶助成王平叛建周,制礼作乐,作出巨大贡献。周公早年曾直接参与武王翦灭商纣,戎马征战、运筹帷幄,并亲眼目睹了商民对纣王的刻骨怨恨。所以在建立西周政权的过程中,他一直头脑冷静,吸取了夏末,特别是商末统治者对人民过于残暴而导致灭亡的教训。他确立了“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健全了西周的礼制,为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他改造了殷商的神权法思想,将其发展成为“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论,客观上为法律思想初步摆脱神权的羁绊提供了有利条件。即由纯重神权走向兼重人事,重视“敬天保民。”在认识到“天畏荣枕”、“小民难保”的前提下,他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认为“刑罚”是维护统治不可缺少的手段,但是施刑一定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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